安徽时时彩规则|安徽时时彩十一选五开奖结果走势图
學術堂首頁 | 文獻求助論文范文 | 論文題目 | 參考文獻 | 開題報告 | 論文格式 | 摘要提綱 | 論文致謝 | 論文查重 | 論文答辯 | 論文發表 | 期刊雜志 | 論文寫作 | 論文PPT
學術堂專業論文學習平臺您當前的位置:學術堂 > 文學論文 > 東方文學論文

李輝英作品中不同類型的朝鮮人形象

時間:2019-08-26 來源:大連民族大學學報 作者:樸哲希 倪卓 本文字數:11282字

  摘要:李輝英是為數不多的能描繪出不同類型朝鮮人形象的中國現代作家。以文化人類學的視角切入, 采用比較文學形象學的研究方法, 在文本細讀的基礎上, 歸納總結朝鮮人形象類型, 結合作品創作背景及作者經歷深入解析朝鮮人形象的構成要素, 以期再現20世紀30-40年代中國東北人民對于朝鮮人形象的認識, 探尋當時朝鮮人的真實生活樣態。

  關鍵詞:李輝英; 小說; 朝鮮人; 形象;

  作者簡介: 樸哲希 (1990-) , 男, 遼寧鞍山人, 朝鮮族, 延邊大學朝漢文學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從事中韓比較文學、朝鮮族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9-04-15

  基金: 延邊大學世界一流學科建設項目 (18YLPY09);

  A Study of the Image of Korean in Li Huiying's Novels

  PIAO Zhe-xi NI Zhuo

  College of Korean-Chinese Literature , Yanbian University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 Yanbian University

  Abstract:Li Huiying is one of the few Chinese modern writers who can portray the image of different types of Koreans. This also makes his creative style unique among the Northeast writers. Undoubtedly, Li Huiying's work can be described as a description of the other. Therefore, this study 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terary anthropology, combined with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comparative literary imagery, on the basis of perusing the text of the novel, summarizing the image types of Koreans, and combining the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author's experience to explore the elements of the Koreans' image. This study is in order to reproduce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image of the Korean people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in the 1930 s and 1940 s, and explore the real life style of the Koreans at that time.

  Keyword:Li Huiying; novel; Korean; image;

  Received: 2019-04-15

  19世紀中后期, 朝鮮人冒禁越江來到中國東北。隨著朝鮮人數量的增多, 與東北人民交流互動的漸趨頻繁, 東北人民的觀念意識中形成了多樣且矛盾的朝鮮人形象。同樣經歷著水深火熱生活的朝鮮人與中國人有許多共通的情感。面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朝鮮人與中國各族人民并肩抗日、共御敵寇。但同時, 也有個別朝鮮人卻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的鷹犬。一些歷史事件的發生, 使朝鮮人形象在中國人眼中不斷發生著變異。

  “九一八”事變后, 一批從東北這片蒼茫而遼闊的土地上崛起的文學新人, 不堪忍受侵略者的恣睢肆虐, 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和感受, 奮筆疾書, 抒發國土淪喪、生靈涂炭之恨, 傾述懷念故鄉、親人之情[1]。他們被稱為東北作家群, 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占有特殊地位。李輝英作為其中的重要成員, 以小說創作的形式率先表達了作為中國人對日本侵略者的憤恨, 塑造出中國人眼中的朝鮮人形象。

  目前國內學界關于李輝英的研究集中在其作品內容解讀、個人經歷考察、創作背景分析等方面, 有關其作品中朝鮮人形象的專門研究極少。其作品對朝鮮人形象的塑造集中在20世紀30-40年代, 刻意將人物的所有屬性集中呈現, 具有“簡單化”“扁平化”的特點, 以及正面、負面的二元對立。1931年震驚中外的“萬寶山事件”發生后, 李輝英便寫成了長篇小說《萬寶山》。這部作品是東北作家群中最早反映“九一八”事變前東北人民生活與抗爭的一部長篇小說, 也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以東北人民抗日生活為題材的長篇小說[2]。《萬寶山》于1933年3月由上海湖風書局出版后產生廣泛影響, 與張天翼的《齒輪》、陽翰笙的《義勇軍》構成了三部重要的反日文學作品, 茅盾曾評價這些作品有缺點或甚至于嚴重的錯誤, 但作者們的目標是明確的。可見, 李輝英的作品雖有不足但卻有著巨大的影響。因此, 系統總結李輝英作品中對朝鮮人流露出的復雜情感, 呈現出不同類型的朝鮮人形象十分必要。

  一、正面人物形象

  李輝英早期的小說創作關注東北地區原住民與朝鮮移民的關系, 在《萬寶山》里塑造出愛國的農民革命者和勤勞貧苦的農民兩類勞動人民的形象。作者或通過構建對立的人物關系, 以加強對反面人物典型的塑造來反襯愛國革命的勞動人民;或使用反語的修辭手法樹立朝鮮農民鮮明的正面形象, 帶有一定的“理想化”傾向。

  1.愛國的農民革命者

  李輝英筆下朝鮮革命者的形象只出現在《萬寶山》中。對此類人物形象的塑造無疑能夠激起兩國人民的愛國之心與抗日意識, 但由于過分追求政治說教, 使得人物形象不夠豐滿細膩。蕭軍、舒群、端木蕻良等都塑造過此類形象, 然則他們筆下的人物多為思想覺悟很高的革命家形象或抗日游擊隊戰士。與之不同, 李輝英著眼于移居東北的普通農民, 欲揚先抑地突出了作為朝鮮農民代表的金福, 展現出一個弱小農民轉變為愛國革命者的成長經歷。

  小說以20世紀30年代萬寶山地區中朝爆發爭奪土地商租權的沖突為中心展開。遷入東北的朝鮮人不僅沒能過上吃飽穿暖的生活, 反而同在國內一樣, 繼續受到日本人及其走狗的奴役和壓榨, 充當他們侵占東北計劃的“棋子”。在俄國十月革命、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等因素的影響下, 一些思想進步的朝鮮人開始組織罷工、罷農等活動, 爭取民族獨立解放, 渴望早日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統治, 恢復國土。

  金福, 是朝鮮進步農民的代表。人物首次登場時, 沒有給人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只是有一個不滿五十歲的壯老頭——金大爺的沉默作為鋪墊, 讓人還以為他的兒子——金福對他不好。但是, 隨著小說情節的深入, 金福的身世及他背后的故事開始顯現。金福的四個兄弟都舍生取義, 在反日運動中慘遭殺害。在父親的支持下, 金福堅信“反抗帝國主義的工作要干到底的!”[3]44他勇敢地向中國農民張福揭露了漢奸郝永德與日本人狼狽為奸, 以及種水田、修水渠的實情, “萬寶山事件”的真相也借此得以揭開。

  在具體的反日行動中, 金福不僅為中國正義農民透露“監工老虎”的藏身之處, 而且正當人們猶豫不決的時候, 他第一個采取了革命行動:“‘哧’的一聲, 從人群中飛出一團土塊, 正打在他的鬼臉上, 這個人是金福。接著, 一層層的人群, 天翻地覆的, 向前盡力擁起來。”[3]66由此, 推動了“萬寶山事件”進入高潮。他帶領朝鮮農民停止修筑堤壩, 傳播革命精神, 號召中國人和朝鮮人覺醒, 奪取個人自由, 不做“亡國奴”并鼓勵朝中農民一道與日本人、北洋政府進行激烈地抗爭, 且將世界的永久和平作為目標。

  此外, 金福除了有成為革命者的精神, 自身也具有革命者的基本素質。一方面, 他懂得怎樣隱藏和保護自己, 日本人怎么也想不到反日事件的發端就在他們認為極其老實的金福身上。一方面, 他懂得與中國進步大學生李竟平溝通, 向村民馬寶山等64人介紹了自己家里的革命犧牲情況、日本壓迫朝鮮人的毒辣惡行及朝鮮半島的革命現狀, 從而消除了中國人的疑慮, 作為朝鮮農民的代表與中國農民結成反日統一戰線。另一方面, 他具有革命領導者的氣質。在大群朝鮮苦力中呼喊著“被壓迫的三韓民眾們, 我們恢復自由,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時機到了!”[3]92得到本國農民的充分信任、支持和真心擁護。他團結大眾, 讓人感受到“在前路看到一線光明閃動”[3]85, 最終促使“高麗人不聽日本管了, 造反了……”[3]92。兩國人民從心底里發出了“中韓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3]93的愿望和“中韓被壓迫民族民眾聯合成功萬歲!”[3]95的吶喊。

  總的來看, 雖然與金福有關的內容在全文中所占篇幅不大, 對他外貌描寫的筆墨也不多, 但通過其動作、語言, 一個有抱負、有擔當、不怕犧牲的青年朝鮮革命者形象躍然紙上。作者在朝鮮人身上寄托了中國人對民族解放和自由的美好愿景, 與那些虛偽、狡詐、專橫的朝鮮人大相徑庭, 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2.勤勞貧苦的農民

  流民及移居農民是東北作家群較為關注的朝鮮人形象。李輝英也對勤勞的朝鮮勞動者形象加以塑造。歷史上, “1929年末, 遷入東北的朝鮮人共計619 276人, 然而實際數字要遠超這一數據。這一時期遷入的朝鮮人, 無論是經濟上遭受掠奪的農民還是政治上遭受壓迫的流亡者, 幾乎都是囊中無物的貧困者或無產者。他們大部分依附于當時的地主或富農, 靠出賣自身勞動力維持生活”[4]11。小說中的朝鮮農民便是這樣一批移民, 他們憑借水稻種植技術開荒種田, 重建家園, 為東北的農業發展作出了貢獻。

  朝鮮人耕種的土地, 是萬寶山地區“一片低洼的廣大的荒甸子”[3]1, 年年荒著, 沒人耕種, 雜草叢生, 又洼又荒, “連一只鳥都不愿到里面去住”[3]3。可見, 朝鮮農民耕種的土地都是中國人不愿耕作的荒田, 也不適合種植水稻。但恰恰是這些荒地成了吸引大量朝鮮人前來的“希望之地”。

  朝鮮農民遷移到中國后大多接受雇傭, 以種植水稻為生。他們克服重重困難, 將旱田改為水田, 普及水稻耕作。朝鮮農民能種水稻成為中國農民的普遍共識。無論中國人認為朝鮮人有多“壞”, 之后朝鮮人的形象又發生了哪些變化, 能種水稻這一點至今也沒有改變。“這些高麗人, 都是新近從新義州、漢城、安東、金州、沈陽各處, 受了沈連澤、李錫昶一幫人的雇傭, 給開荒、掘溝、種水田來的, 家眷也帶來, 用具也帶來, 是打算在這里安家立業長久住著……在到達地方之后, 照例警告這群苦力們不準同中國人接近。”[3]39言語中也帶有同情的意味, 突顯人物的不幸。

  從體貌特征上看“搬來的高麗人, 看他們臉面黃瘦瘦的, 污黑的, 有些女人好像一陣風就可以吹倒;又因為長途跋涉, 加上原來的營養不足, 到這里來已經都疲倦不堪了。”[3]40這也成為了專屬于朝鮮人的特殊身份符號。對此, 親眼所見之后的中國農民往往表現出憐憫的心理, 對朝鮮人的刻板印象得到了改觀。“高麗人也有好的, 壞東西都是仗日本子勢力的, 聽日本子指使, 欺負中國人強占邊界, 賴水溝, 砍林子, 啥惡都做!……大哥說, 替高麗人分辯。”[3]33為他們的“亡國奴”身份, 慘遭日本人的剝削、淪為日本人干活的機器感到可憐和不值。

  與李輝英其他小說中的朝鮮人形象不同, 上述的朝鮮勞動人民不僅得到中國人的同情, 而且其樸實、善良、勤勞的性格也得到了高度贊譽。經過深入了解之后認為“高麗人真有本事;高麗人真能干, 牛力氣, 開那么多荒。”[3]54朝鮮人干活都極“賣力氣”, 他們辛勤勞動, 極快地完成了刨地拓荒、開渠挖溝、攔河筑壩的工作。雖然間接地幫助日本人加快了侵占中國東北的進程, 但是他們對此毫不知情, 只是被雇傭的勞動力而已。當真相大白后, 朝鮮人毅然加入到了罷農的行列, 與中國農民一道填埋水渠, 積極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及其走狗, 萬寶山工程建設最終陷入了停滯, 沒有讓日本人的陰謀得逞。

  二、負面人物形象

  金哲將東北作家群塑造的朝鮮人形象分為三類:“一是抗日啟蒙的目的及被說教化的朝鮮人革命家形象;二是‘亡國奴形象’;三是農民形象。”[5]事實上, 有很多令人憎惡的朝鮮反動分子形象應該突顯出來, 這類形象是東北作家塑造最多的朝鮮人形象[6]。對此, 駱賓基、羅烽等也有塑造, 但李輝英作了詳盡而又深入的剖析, 表現出作家的愛憎情感、審美偏向以及對朝鮮人的關注點。

  日本在中國東北擴大勢力, 經常打著保護在滿朝鮮人的幌子。日本認為“日韓合并”之后, 朝鮮人已變成“帝國臣民”, 其有義務和責任保護在滿朝鮮人, 并以此為借口擴張在華勢力范圍。在李輝英30年代中后期作品中, 朝鮮人的形象由正面變為負面。有的朝鮮人與日本人合作, 在日本人的保護之下狐假虎威、為非作歹, 充當日本人的走狗;有的則肆意妄為、無惡不作, 敲詐勒索中國人, 在中朝百姓間搬弄是非、火上澆油。從上述朝鮮人的活動范圍來看, 已深入到中國內地, 讓中國人倍感恐懼。

  1.個別投靠日本帝國主義者

  在《人世間》《古城里的平常事件》《萬寶山》等小說中, 作者生動描繪了專橫跋扈的朝鮮人形象, 多次提到他們是“日本人使用的走狗”。這些人物有私煙館的主子金先生, 以及金東光、李錫昶等“高麗人”工頭。他們作為“亡國奴”, 國土遭到強占, 親人成為奴隸, 被迫來到中國, 不僅沒有選擇抗爭和團結本國人, 反而與日本人同流合污。他們給日本人做事, 成為管理、鎮壓朝鮮人的幫兇, 甚至投敵賣國, 向侵略者告密。

  他們性格上十分傲慢, 目中無人。“一個朝鮮人和一個日本人一樣, 隨便穿什么衣服, 都是一認就認出來的。”[7]201而且態度“蠻橫, 簡直不容人說話”[7]201, 氣焰十分囂張。

  這些朝鮮人不僅外表高傲, 其視日本人為靠山的反動本質亦不言而喻。“我們怕警察廳?我們有我們的主子, 要么除非有天大的膽才敢開設私煙館。我們的靠山是朝鮮人。就算犯了事, 官廳也管不到, 要交到上門坎日本領事館去判決;可是這種營業又全是領事館出的主意要朝鮮人辦的, 朝鮮人也不會受到處罰。有勢力, 事情犯到廳里, 還是要給朝鮮人花錢的。”[7]198由此可見, 這些“爪牙”在日本的授意和保護下公然違法亂紀, 不懼怕中國政府、警察, 不斷挑起社會問題, 引發中國人的不安、恐懼和仇恨。同時, 朝鮮人又雇傭一批中國人制造社會矛盾, 加劇社會動亂, 幫助日本人達成其險惡用心, 而部分中國人也成為了“奴隸的奴隸”[7]202。

  《萬寶山》中, 朝鮮“老虎們”不僅幫助日本人欺壓中國人民, 對貧苦的勞動者亦不放過。苦力們或是營養不良, 或是生病, 但他們不敢叫苦, 也不敢呻吟, 生怕被退工, “狐假虎威的”包工頭們見了卻大施淫威, 在他們身上肆意踢著打著, 對受壓迫的勞動者沒有一絲的同情與愛護之心。他們不但不保護本民族同胞的生命和安全, 還責罵苦力們抱怨日本人, 生怕耽誤了日本人交代的任務而連累自己, 因此也被稱之為“比日本人更兇惡的日本走狗”[3]40。

  2.不良職業者

  作品直接描寫此類不良職業者的內容不多, 通過大量他人的轉述、見聞間接描寫中國百姓的恐慌心理、所受的屈辱, 以及中國警察的放任和軟弱, 進而引發讀者對于朝鮮人形象的聯想, 加深了讀者對于這些不良職業者的痛恨。

  朝鮮淪為日本殖民地后, 土地等資源被日本霸占。朝鮮人喪失了賴以生存的保障, 不得不到中俄等周邊國家謀生。但是來到中國后, 由于缺乏合適的生計方式, 無法融入城市生活, 在艱難的社會環境下為了滿足基本的生存需要, 加之日本人的挑撥離間, 個別朝鮮人在中國成為了不良職業者, 從事不法勾當, 使得中國人見之、談之而色變。如同小說中所說“當地的情形也正自一天天壞了下去”[8]287。

  具體來說, 作品中受日本誘騙而成為不法分子的朝鮮人所從事的職業有“拍花人”“賣白面的”開賭場、妓院的等等, 涉及到的人物有敲詐者金九儒, 賣白面的老高麗、小高麗, 借與會仙飯店合營實則經營非法勾當的“外籍人”金九東、金九如兄弟, “拍花人”夫婦等。他們給中國百姓日常生活帶來了極大的困擾。

  為了躲避這些不良職業者, 方老太太一家決定從關外搬到關內, 卻又經歷朝鮮人賣白面想要退租時反遭詐騙。因為這些不良職業者, 使得中國兒童小環兒等孩子被拐賣、拍花, 交贖金時“夫婦兩人一生之中似乎還未受到這樣的悔辱, 而那兩個外國人確實沒有把他們看成人, 當人待, 又是明顯的事實”[9]。中國百姓不得不發出“我們的民族怎么這樣不爭氣”[9]“老八咱們這回不怕小高麗了”[10]337之類的感嘆, 可想而知在百姓心中對朝鮮人感到憎惡甚至是懼怕。

  對朝鮮不良職業者的畏懼, 相比來自于想象、百姓的口口相傳, 親眼所見顯得更為真切。“說到高麗人的麻煩, 方老太太該不會忘記最近眼見的一件事實, 胡同里二號門牌楊家把房子租給高麗人, 那些人天天賣白面, 招來一群群的癮士, 全是些窮苦的家伙, 放在院里的東西時常就被偷走了, 天天要在防盜上分些心神。高麗人不交房錢, 把房子裝修改造弄得不像樣, 房主人實在無法就退了租, 可是高麗人不搬, 反而聚了一群人搗毀了房東住屋的窗門。后來楊家情愿拿出幾個錢, 給高麗人作搬場費, 經人幾番說情高麗人才算搬走了, 他們拿了錢去好像應該應分似的, 一點不領情。”[8]287對經商者而言, 與朝鮮人合開的非法經營場所被查抄了, 朝鮮人沒事, 結果中國店主卻判了死刑。

  三、朝鮮人形象的成因

  在中國現代小說中, 共有12位作家的31篇作品以朝鮮人為對象, 塑造了抗日斗士、堅持抗日意識、富有原始生命力、附庸于日帝等四類人物形象[11]。其中, 在東北作家的筆下, 總計22篇1, 占大多數。“有的完全以朝鮮人為主要人物, 細致地塑造了朝鮮人形象;有的雖然不以朝鮮人為主要人物, 但也通過適當的描寫, 表現了朝鮮人的善良、堅韌、頑強和富于斗爭與犧牲精神的。”[12]總的來看, 堅持反日意識的各類人物形象最多, 反映出中國作家對朝鮮人悲慘命運的同情與對其革命行為的認同。就李輝英而言, 其筆下的朝鮮人形象較為全面, 既有正面也有負面, 在東北作家群中極具代表性。但無論是關內作家還是東北作家, 都涉及到了負面人物形象, 在李輝英的筆下最為集中和具體。這也與東北作家群中其他作家筆下的朝鮮人形象有所差異。

  李輝英雖沒有到過朝鮮半島, 然而通過報刊、廣播等媒介, 他人的口傳、想象以及親眼目睹, 形成了對朝鮮人的整體認知和創作基礎。

  1.依據史實的文學塑造

  形象學研究的特點是注重事實聯系, 因此, 可以說形象是對異域或異國的某種歷史文化現實的描述[13], 對異民族形象的認知也是如此。李輝英小說中朝鮮人形象的成因可以借此來分析。《萬寶山》改編自真實的歷史事件, 長春長農稻田公司經理郝永德、朝鮮記者金利生確有其人, 所以, 該小說帶有紀實性的特點。

  根據史料, 1931年4月, 郝永德未經政府批準在當時的吉林省長春縣萬寶山附近租得耕地500晌。他為引水灌溉而毀當地良田, 經200多名漢族農民的聯合抗議, 吉林省政府責令朝鮮人出境, 朝鮮人也自知理虧, 并無異議。但日本人無理、強硬干預, 當地中國農民奮起自衛, 可遭到了嚴刑拷打。與此同時, 日本賄賂記者金利三發布假新聞, 誣陷朝鮮人在中國遇害, 從而引發了朝鮮國內大規模的排華浪潮, 激起了中國民眾的廣泛抗議。日本又借機增兵滿洲, 為武裝侵略東北大造輿論。
 

  值得一提的是, 中日韓的小說家們都對“萬寶山”題材加以整理和改編。除李輝英外, 還有日本作家伊藤永之介的《萬寶山》, 韓國作家李泰俊的《農軍》、安壽吉的《水稻》等。他們或通過回憶, 或通過重構、虛構, 力圖呈現這一歷史事件。但三國作家立場不同, 對歷史態度的不同, 對朝鮮人形象的塑造自然也不相同。

  “萬寶山”事件發生前, 李輝英曾加入了上海的左翼作家聯盟, 所以在他《萬寶山》中清晰地流露出左翼作家的意識。其后, 面對日帝侵入、家鄉淪陷的李輝英開始以充滿關東粗獷氣息的文字, 表露出東北地區承載著的亡國之苦和頑強反抗精神, 描繪了一幅幅使人震顫、憤懣的圖畫。他的創作大多具有東北地域特征, 并顯示出了東北人民的生活力量和抗爭信念。因此, 在面臨民族危機之下, 經過作者的努力, 階級意識克服了民族意識[14]。李輝英根據史實虛構且美化了金福以及眾多不屈、斗爭的朝鮮農民正面形象, 增加了一些故事情節, 并使朝鮮人的形象與原型相比發生了變異。萬寶山地區的中國農民與朝鮮農民經過矛盾的轉化, 逐漸對飽受壓迫的朝鮮農民逐漸表現一種“階級同情”, 將朝鮮農民與剝削同族的日本走狗相區別, 最終與他們形成了統一戰線, 一同拿起武器參與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 雙方都是民族英雄。

  2.基于國家、民族意識的具體書寫

  作家對異國異族的理解不是直接的, 而是通過作家本人所屬國家、民族、社會的想象創造并描繪出來的。在李輝英的筆下, 朝鮮人每次出場往往得到中國人異樣的眼神, 無論他們是窮苦農民, 還是盛氣凌人的幫兇。在中國人的眼中, 朝鮮人“不是中國人, 不是日本人, 是和中國人日本人身體、長相、顏色差不多的別一國人”[10]308。一方面表明外貌具有民族識別的功能, 一方面也說明始終將朝鮮人視為異族、異國人。

  中國人對其稱呼或外號主要有鮮民、鮮人、韓僑、高麗人、朝鮮人等等, 同時這也是中國人對朝鮮人形象描述的“套話”, 代表了本時期對朝鮮人的總體認識, 折射出中國人對朝鮮人解讀時的集體想象。言外之意, 在接觸朝鮮人時, 無論是好人還是壞人, 都本能地保持敵意、抵觸與回避, 不愿與之接觸。通過這些詞可或多或少地直接傳播形象, 此類形象成為對朝鮮人固有并且相對恒定的認知。而“鮮人”“鮮民”等詞是日本人對朝鮮人的稱呼, 帶有不平等, 甚至是種族歧視的色彩, 但是中國人并未加以修正, 仍延續了日本人對朝鮮人負面、消極、貶低的稱呼。在此狀態下, 東北地區的中國人、朝鮮人之間始終處于文化不對等狀態, 文化誤讀難免產生出來, 一些誤讀和曲解的形象以及歷史記憶時至今日還有殘留2。

  隨著朝鮮人活動范圍擴大, 占用中國百姓的生產資料, 以及少部分人在中國為所欲為的行為, 更引起了中國人強烈的反感、厭惡。“日韓合并”后, 在日本人的刻意挑撥和民族分等、“日鮮一體”等政策之下, 大多數中國人認定朝鮮人與日本人是一丘之貉, 在民間稱其為“二鬼子”。種種負面因素交織在一起建構起了對朝鮮人的社會集體想象, 朝鮮人的形象“丑化”“妖魔化”, 令人沒有絲毫好感。

  此外, 從作家的民族身份來看,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 出于對故土的熱愛與留戀, 作為東北作家3, 特別是男性作家常在作品中表現出異常激烈的反抗精神。同時, 他又是滿族, 在其作品中常帶有鮮明的對滿族文化印記的追憶。而東北作為滿族的龍興之地, 民族意識更為突出。形象是由一個作者的特殊感受所創作出來的, 是情感和思想的混合物。當日本霸占東北, 朝鮮人大量遷入后, 面對祖先的土地被敵人、異族占去, 內心的情緒是復雜的、多樣的。故此, 李輝英按照自身的期待視野來進行文化過濾和選擇, 朝鮮人的形象大多都是負面的, 體現出東北少數民族作家與朝鮮移民接觸時的隔閡與排斥。

  3.源于作家生活環境的改變

  作為社會中的人, 作家與其生活的具體社會、歷史語境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自覺不自覺地都會在這種大背景中來解讀異國 (異民族) [15]145。1931年之后, 東北完全淪為日本的殖民地, 原有的社會秩序被打亂, 對異國人的仇恨、輕視、排斥、仰慕等多重復雜態度也成為中國人情感生活的一部分。1931 年, 李輝英在上海讀書時, 為“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陷的消息所震動, 遂執筆為文。1932年7月底, 李輝英迂回到東北, 先后在吉林、長春、沈陽、大連等地對淪陷的故土進行了實地考察。9月底返回上海后, 以這次回鄉的所見所聞為素材, 寫出了一大批抗日題材的小說和散文。

  《萬寶山》發表于1933年, 此時“九一八”事變已過去了兩年。其寫作目的是號召中朝被壓迫的階級團結起來, 共同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爭取民族獨立、自由和解放。小說的結構、內容、情節基本沒有脫離中國共產黨的立場和“左聯”的創作原則, 始終以抗日敘事為主。《人世間》《古城里的平常事》《另一種交易》《夏夜》《新計劃》等五篇短篇小說分別發表于1935年、1936年、1936年、1937年、1937年。這時, 東北局勢又有了新的變化, 他對日本仇恨的情感沒有一絲一毫的減緩反而不斷加深。日本帝國主義在殖民滿洲戰略中決定把朝鮮移民作為偽滿州國國民“構成分子”, 唆使、蠱惑、強制他們移居東北各地[4]11-12。這些朝鮮人遠離故土, 成為了“無國籍者”, 對民族解放和獨立感到十分渺茫。在中國、日本不同方面的打擊下, 迫使他們重新選擇謀生的手段。有些人成為了為爭取民族國家解放獨立的斗爭者;有些人選擇了繼續種植水稻, 出賣自身勞力維持生活;有些人則為了滿足生存需要, 從事非法的社會行為;有些人則自暴自棄、沉溺與享樂, 選擇依附于日本人以圖實現“發財夢”;又或是在日本人的挑唆、教唆下, 對中國人充滿了敵意, 開展破壞活動。比較文學形象學中, 他者形象建構的同時也傳遞了自我關注的某種形象。這些勾結日本人的朝鮮人, 眾多無業游民、心術不正的朝鮮人便成了李輝英勾勒并且批判的對象。

  1936年, 李輝英舉家遷往北平并成為北平“左聯”的領導人之一, 寫作了大量揭露漢奸與日寇勾結的通訊和散文。李輝英筆下負面的朝鮮人形象便集中在了這一時期。作家以犀利的筆觸訴說著復雜的社會環境和時代背景下中國人與朝鮮人發生的諸多故事, 整合、想象了部分朝鮮人的丑惡一面, 塑造了道德品質低下的底層朝鮮人形象, 將朝鮮人的形象扭曲和變形, 極力放大朝鮮壞人的形象。因而, 必須對魅化現象給予足夠的重視, 進而還原歷史真面目[16]。

  四、結 論

  綜上所述, 可以看到李輝英在其小說中對于不同類型朝鮮人形象的多樣呈現。無論是愛國的農民革命者、勤勞的貧苦農民;還是專橫跋扈的日本走狗、從事不法勾當的社會人員, 都是對中國人眼中朝鮮人形象的鮮明刻畫。這不僅與他的愛國情結、民族主義意識以及其具有的多重身份有著強烈關聯, 當時時代背景、社會環境的影響也不容忽視。

  值得肯定的是, 李輝英能夠基于社會事實進行文學創作, 刻畫出了一個個性格鮮明、有血有肉的朝鮮人形象。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看, 對他者的研究要基于文化相對主義的觀點, 要有客觀、真實的認識作為前提。李輝英對于朝鮮人形象的小說創作中尊重現實、從實際出發, 全方位、多角度的對朝鮮人進行考察和了解。他很好地調節了自身在理解社會事件、手頭資料和參與觀察中的主位與客位、局內人與局外人的不同身份位置間的轉換, 從不同角度分別切入, 以相對主義的視角對不同職業、不同情境下的朝鮮人形象予以深刻認識, 鮮明樹立起相互對立的正面、負面形象, 使朝鮮人的形象顯得更加真實、生動。同時, 李輝英在創作過程中也融入了自身的家國情懷。從國家屬性來看, 作為一個中國人, 他憑借對朝鮮人愛國革命者形象的描繪表達了自身對于國家獨立、復興自強的渴望。而他背離鄉土、在外漂泊的經歷, 也與他筆下被迫來到中國東北謀生的朝鮮人有諸多共同之處, 這些背井離鄉的朝鮮人形象當中也有作者自己的影子。加之, 東北是作家的家鄉, 他通過不同類型朝鮮人形象的描寫, 表達自己對家鄉的思念與寄托, 默默地鼓舞和支持仍在東北家鄉與日本帝國主義抗爭的同胞, 毫無保留地宣泄著對漢奸走狗的憤恨。此外, 對于李輝英的研究, 不能忽略他作為滿族的民族身份以及他對于祖國、家鄉、中華民族的強烈認同。他小說中的朝鮮人沒有鮮明的階級取向, 只有在特定事件下產生的單純的革命者、勞動人民、市井小人等性格、行為來劃分的人物形象。這些形象都是他中華民族身份、中國人民情感的另一種外顯。

  李輝英憑借樸實真摯的文字, 借用對朝鮮人形象的描述, 向同胞們傳遞著中華民族已經到了最危險時刻的危機感和緊迫感。通過對朝鮮人的形象塑造, 號召同胞們自立自強、團結反抗, 為自己的小家和共同的“大家”奮勇抗爭。家國興亡, 執筆者振臂一呼, 以獨立、反抗、自強之精神搖旗吶喊, 以一腔熱忱和滿心期許實現著一個文學創作者的應盡之責。

  參考文獻

  [1] 王寧.中國現代文學流派概觀[M].成都:成都出版社, 1990:100.
  [2] 徐塞.評李輝英“九一八”以后及抗日時期的創作[J].遼寧大學學報, 1988 (3) :104-108.
  [3] 李輝英.萬寶山[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
  [4] 鄭信哲, 李文昕.朝鮮族史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6.
  [5] 金哲.淺談東北作家群作品中“他者化”的朝鮮人形象[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429-433.
  [6] 劉艷萍.中國“東北作家群”小說創作中的韓國形象[J].東疆學刊, 2019 (2) :54-60.
  [7] 李輝英.人世間[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
  [8] 李輝英.古城里的平常事件[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
  [9] 李輝英.另一種交易[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313.
  [10] 李輝英.夏夜[M]//金柄珉, 李存光.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2.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4.
  [11] 樸宰雨.現代中國小說中的韓人形象[J].當代韓國, 2004 (1) :64-67.
  [12] 王言鋒.談東北近現代小說中的朝鮮人形象[J].社會科學論壇, 2010 (22) :67-70.
  [13] 曹順慶.比較文學學[M].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 2005:207.
  [14] 金虎雄.來華朝鮮人離散文學研究[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2:237.
  [15] 崔雄權, 張克軍.比較文學與中韓文學關系史[M].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2017:145.
  [16] 倪卓.少數民族歷史文化資源保護開發中的賦魅與祛魅——以朝鮮族詩人尹東柱及其故居為例[J].四川民族學院學報, 2016 (6) :35-40.

  注釋

  1 參照劉艷萍:《中國“東北作家群”小說創作中的韓國形象》, 《東疆學刊》2019年第2期。詳細的作家、作品及收錄出版情況, 可見金哲:《淺談東北作家群作品中“他者化”的朝鮮人形象》, 金柄珉、李存光主編:《中國現代文學與韓國8》, 延吉:延邊大學出版社, 第427頁。
  2 目前, 關于20世紀30、40年代東北朝鮮人的研究多集中在朝鮮族遷移史和東北近現代史方面, 圍繞朝鮮人遷入中國后, 中國共產黨的民族政策, 日本政府、北洋政府、"偽滿洲國"政府的統治政策, 朝鮮人所受的迫害為研究中心。但相關著作和學術論文幾乎沒有涉及中國各階層對本時期朝鮮人實際態度和誤解的記錄。值得進一步深入探究。
  3 李輝英為今吉林省永吉縣人。

    樸哲希,倪卓.李輝英小說中的朝鮮人形象研究[J].大連民族大學學報,2019,21(04):345-351.
    相近分類:
    • 成都網絡警察報警平臺
    • 公共信息安全網絡監察
    • 經營性網站備案信息
    • 不良信息舉報中心
    • 中國文明網傳播文明
    • 學術堂_誠信網站
    安徽时时彩规则 漫画家能赚钱吗 AG疯狂马戏团官网 江西多乐彩走势图历史 广东11选5五计划软件下载 重庆快乐十分开计划 pk10冠亚和2.2对刷 股票配资 广告 赛车pk10技巧 v8彩票app下载 非公开发行股票 双色球走势提带坐标2 11选5专家计划软件下载 韩国快乐8开奖查询 分分彩稳赚不赔技巧 有网吧还能怎么赚钱吗 斗地主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