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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相關問題探討

時間:2019-10-08 來源:法學雜志 本文字數:13339字
作者:朱全寶 單位:寧波大學法學院

  摘    要: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經過30余年的實踐探索, 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也面臨一些亟待突破的困境。從法理層面分析, 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兼具訴權保障和法律監督雙重價值, 亦不乏憲法法律支撐。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既不能過早、也不能太晚;既不能過寬過深, 也不能過窄過淺。為此, 需要在時 (時機) 空 (范圍) 上對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作出限定, 但介入時機的確定和介入范圍的限定不宜搞一刀切, 而要因地因案制宜、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此外, 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啟動、介入行為和介入終結等具體程序方面均應有所規范。只有明晰提前介入的法理基礎, 把握其限度, 規范其程序, 才能充分發揮提前介入的應有功能, 實現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設計的初衷。伴隨著監察法的實施,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案件日漸進入公眾視野, 但此與針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提前介入存在一定的差異, 需要制度上的進一步規范和完善。

  關鍵詞: 檢察機關; 提前介入; 限度; 程序;

  Abstract: The advance intervention system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has achieved certain success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practice and exploration, but it is confronted with some urgent difficul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the advance interven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has double value, protection of public prosecution power and legal supervision. And it also has legislative authority. The advance interven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should neither be too early nor too late; neither too wide nor too deep nor too narrow or too shallow.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limit the advance intervention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in time and scope, but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time and the limitation of the intervention scope should not be carried out in a one-size-fits-all manner, but should be based on local conditions and specific cases. In addition, the start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advance intervention, intervention behavior and intervention termination should be standardized. Only by clarifying the legal basis of the advance intervention, grasping the limitation and standardizing the procedure of it, can the effect of advance intervention be brought into full practice and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the system of procuratorial organs' advance intervention be realized.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Supervision Law, procuratorate intervene cases in advance handled by the Supervisory Committeen is increasingly into the public view, However,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between this and advance intervention to the investigation activities of the public security organs, which need to be further standardized and perfected in the system.

  Keyword: procuratorate; advance intervention; limit; procedure;

  一、問題的提出

  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發端于20世紀80年代初,在“嚴打”背景下,出于“快捕快拆、提高效率”的需要,全國多地檢察機關開展了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刑事偵查的活動。1之后,為了鞏固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成效,推進提前介入工作規范化發展,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有關部門聯合出臺了文件,明確了提前介入的范圍與方式。2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后,隨著最高人民檢察院“引導取證”的提出,一些地方檢察機關開始探索提前介入、引導取證、強化監督的工作機制。2001年河南淮陽縣公安局出現了全國首家“檢察指導偵查室”。32007年北京海淀區出臺了全國首個《檢警關系指導規則》,4一些學者也提出了檢察機關引導偵查、檢警一體化等構想。5

  近年來,隨著聶樹斌、佘祥林等一批冤假錯案被曝光,針對命案如何防止出現冤假錯案已成為公眾關注的焦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人民法院相繼出臺了有關文件,6要求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命案的偵查,從源頭上引導公安機關取證,防止冤假錯案。從各地檢察機關的實踐探索來看,除命案外,涉恐、涉暴、涉黑、涉外、交通肇事、危害校園安全、性侵未成年人等案件,檢察機關均有提前介入,尤其是對特殊時期或敏感時間的社會焦點案件,檢察機關第一時間派員介入已經成為回應公眾關切、重塑司法形象的必然要求。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制度相關問題探討
 

  隨著2018年《憲法修正案》的通過和《監察法》的出臺,檢察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的憲法定位愈加明朗,檢察機關的偵查權雖受到了很大程度的縮減,7但其法律監督職能有所強化,法律監督主責主業的確立已成為新時代檢察機關轉型發展的普遍共識和基本途徑。8提前介入制度的實施和完善正是檢察機關聚焦主責主業、做實做強法律監督的重大舉措。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重要刑事案件,實現對偵查活動被動、靜態、事后的監督方式向主動、動態、同步的監督方式轉變。由此,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功能得以增強、法律監督實效得以提升。2018年7月以來,“吉林長春長生疫苗事件”“浙江樂清滴滴順風車司機奸殺案”“江蘇昆山寶馬男被反殺案”等相繼受到社會輿論的廣泛關注,公眾在對這些事件、案件進展情況寄予關切的同時,對檢察機關第一時間派員提前介入諸類事件、案件的做法贊許有加。9不僅如此,《監察法》的出臺使得監察委員會工作人員職務違法或犯罪是否接受檢察機關法律監督的問題也浮出水面。最高人民檢察院張軍檢察長對此給予了正面回應:應監察委員會要求,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10不得不說,“提前介入”已頻繁進入公眾視野。從理論層面看,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一直以來是一個富有爭議的話題,有關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法理依據、法律性質、價值基礎等,學界意見不一。11從實踐層面看,各地做法亦不盡相同,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主體、方式、時機、程度、效果等均有一定的差異。尤其在《監察法》實施背景下,針對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能否提前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等問題,已經成為檢察機關完善提前介入制度所無法回避的新時代課題。此外,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尚面臨一些亟待突破的困境,比如介入的主體如何確定、介入的時機如何判定、介入的范圍如何限定、介入的程度如何把握等,以及檢察機關如何破解任務與角色的矛盾、如何突破“張力”與“合力”的理論困境12等等。這些問題的解決都有待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共同努力。

  二、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法理剖析

  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必然涉及檢察權與偵查權的屬性、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關系定位,學界對此多有論述。陳興良、陳衛東等學者早在上個世紀90年代即倡導“檢警結合”。13龍宗智、倪培興等學者則認為檢警之間應保持適度的分立。14從世界范圍內看,檢察機關與偵查機關的關系通常受一國國情、司法傳統和政治體制等因素影響而存在差異,“檢警結合”與“檢警分立”模式也是各有優劣。15綜合國內外的研究和實踐,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具有一定的法理基礎。

  (一) 提前介入的法理基礎

  有關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法理基礎,理論界和實務界尚存爭議,歸納起來,主要有三種觀點:“訴訟職能說”“法律監督說”“綜合說”。“訴訟職能說”認為提前介入是檢察機關公訴職能的延伸,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引導取證,以保障證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升訴訟效率。“有利于檢察官行使控訴職能,檢察官有權指揮刑事警察對案件進行偵查”16“法律監督說”認為提前介入是憲法賦予檢察機關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表現。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實現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主動、動態、同步的監督,有助于其更好更有效地履行法律監督職責。17“綜合說”則試圖融合前述兩種觀點,認為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具有實現公訴職能和履行法律監督之雙重價值。18三種觀點各異,反映了學界和實務界價值認知層面的分歧,由此導致地方檢察機關對提前介入制度理解上的迷茫和偏差,最終形成了地方檢察機關實踐做法上的各異。“訴訟職能說”突出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實踐功能即實現訴訟保障職能,卻忽略了檢察機關對偵查機關的憲法功能即權力制約與監督,不利于刑事訴訟結構的平衡與人權的司法保障,與法治精神相悖。“法律監督說”固然強調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和功能,但忽視了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現實使命和實踐價值,與“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也不十分契合。以審判為中心即“偵查、起訴活動應當面向審判、服從審判要求”,19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旨在保證證據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從而為提升審判質量和效率服務。相較于“訴訟職能說”和“法律監督說”,筆者更傾向于“綜合說”,其較為全面地闡釋了提前介入機制的憲法功能和實踐價值。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既實現了檢察權對偵查權制約與監督的動態化和同步化,從而促進了憲法功能的落實;又避免了偵查機關取證的延遲、疏漏和非法,從而保障了訴訟職能的實現。“綜合說”亦可從司法實踐和經驗得到印證,“實踐中,具體實施提前介入機制的部門多為檢察機關的偵查監督部門和公訴部門,檢察介入的實踐目的和預期價值是雙重的”。20

  (二) 提前介入的法律依據

  針對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目前尚無明確的法律規定,但并非沒有法律支撐。首先,2018年新修改的《憲法》第13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檢察院是國家的法律監督機關。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符合憲法對其法律監督機關的定位。承前述,從法理基礎分析,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具有履行法律監督職責的預期目的,通過提前介入,實現對偵查活動被動、靜態、事后的監督方式向主動、動態、同步的監督方式轉變,監督功能得以增強,監督實效得以提升。其次,《刑事訴訟法》《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試行) 》等法律、司法解釋亦有原則性的規定。《刑事訴訟法》第87條規定了“必要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可以派人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相較于《刑事訴訟法》的簡單規定,最高人民檢察院出臺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試行) 》則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時機和范圍作了原則性規定。第361條規定了“對于重大、疑難、復雜的案件,人民檢察院認為確有必要時,可以派員適時介入偵查活動,對收集證據、適用法律提出意見,監督偵查活動是否合法。”第567條規定“人民檢察院根據需要可以派員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和其他偵查活動。”這些規定為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奠定了法律基礎和法律精神。此外,最高人民檢察院相繼發布了有關規范性文件,21地方檢察機關在實踐探索上亦出臺了具體規定,這些文件或規定雖“只是檢察機關的部門規定,從法律效力上來看是遠遠不夠的”,22但卻共同構成了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規范基礎。

  三、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限度厘定

  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盡管具備一定的法理基礎和憲法法律支撐,現實層面亦十分契合“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需要,但這種介入不是隨時進行的,也不是毫無邊界的。有必要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時間 (時機) 和空間 (范圍) 作出限定,以防止介入的恣意和任性。檢察機關只有把握好介入的“度”,才能真正發揮“提前介入”的功能和價值,才不至于背離制度設計的初衷。

  (一) 提前介入時機的確定

  介入時機的確定是提前介入制度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檢察機關介入偵查雖已經明確為“提前介入”,但提前介入之“提前”究竟是什么時間?何時介入才算是“提前”而不是“超前”甚或“延后”?提前介入的時間節點在哪里?若介入太早,公安機關的偵查尚未有具體線索或眉目,此時,檢察機關難以就取證或其他偵查活動提供有針對性的引導,既耗費了司法資源,也達不到介入的實效;若介入太晚,公安機關取證已基本完成或偵查基本終結,此時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必要性已經喪失,通過提前介入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進行動態、直接監督的初衷也就難以實現。顯然,介入時機的選擇至關重要,也十分艱難。對此,學界觀點各異,23司法實踐層面做法不一,某種程度上,不得不說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已經陷入了時機選擇上的困境。筆者認為,這種困境的出現既有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不同的司法職責使然,公安機關擔負犯罪偵查的職責,注重犯罪證據搜尋和破案定案時效性的追求,而檢察機關承擔著犯罪追訴和法律監督的雙重職能,側重對案件取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進行審查和把關;也有各地偵查人員和檢察人員辦案水平和業務素質差異的緣故,各地區各司法人員對提前介入的認知不同、理解不一,檢警之間溝通協調程度各異、案件復雜情形有別,這些都給介入時機的選擇和確定帶來了很大挑戰。鑒于此,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時機的確定應具體案件具體分析、具體取證具體對待,不宜作統一規定,具體可分四種情形:一是對以口供證據為主的案件,可從公安機關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開始介入;二是對證據完整性和合法性有較高要求的案件,應從證據開始收集時即介入;三是對需要現場勘查以獲得重要證據的案件,應從現場勘查時介入;四是對法律適用爭議較大的案件,可從立案之時介入。

  (二) 提前介入范圍的限定

  承前述,刑事訴訟法對提前介入只作了原則性規定,“必要的時候,人民檢察院可以派人參加公安機關對于重大案件的討論”。一方面,究竟何為“必要”?這里既包含了檢察機關對提前介入時機的研判,也說明了檢察機關對介入的案件類型有一定的選擇權或者說自由裁量空間。關于介入時機的確定前文已作分析,這里只討論介入的案件類型或者范圍。另一方面,究竟何為“重大”?這里檢察機關仍然有較大的解釋空間和選擇空間。對此,學界也存在一定爭議。有的主張以量刑為基準,將可能判處10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認定為重大案件。24有的以社會危害性和案件取證難度為衡量標準,將重大惡性案件、取證困難的重大疑難案件認定為重大案件,有的認為只能對重大疑難案件中的部分取證工作介入而不能全案提前介入。25從實踐層面看,立法上的原則性規定在賦予檢察機關一定選擇權的同時,也給各地司法實務帶來了困擾。有的地方側重于命案提前介入機制的建構,山西省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命案偵查方面已經取得了一定成效;26有的地方對發生重大交通事故的案件,規定檢察機關應當提前介入。廣西自治區人民檢察院與公安廳共同制定的《檢察機關刑檢部門與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門辦案工作銜接辦法 (試行) 》規定:交通刑事案件有重大人員傷亡、重大財產損失,可能引發重大群體性事件的,檢察機關應當及時、依法提前介入。27有的檢察機關介入特大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8有的檢察機關介入危害校園安全案件,29有的檢察機關介入性侵未成年人案件30等。顯然不同地方、不同層級的檢察機關對“重大案件”的認知和解讀并不相同,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的案件類型或范圍上也是做法各異。理論上的分歧和司法實踐上的不確定性由此可見一斑。筆者認為,我國《憲法》第140條和《刑事訴訟法》第7條均規定了公檢法三機關是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關系,這是處理好檢警關系的基礎和前提。就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而言,案件范圍上既不能過寬過深,不能干預公安機關一般的刑事偵查活動、擠壓公安機關相對獨立的偵查空間;也不能過窄過淺,不能讓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如蜻蜓點水、流于形式。因此,在介入范圍的限定上,既要平衡檢察機關與公安機關權力行使上可能產生的沖突,又要考慮檢察人員和偵查人員之間辦案水準和業務素質上的差異,還要權衡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與偵查機關的常規偵查之間所產生的主導博弈。鑒于此,筆者建議由最高人民檢察院和公安部就提前介入的原則和案件類型作出統一規定,然后各地區在充分考慮到其司法資源和案件現狀的基礎上,就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具體案件和內容進一步出臺細化的執行制度。

  四、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程序規范

  明確了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法理依據,在把握提前介入時機和范圍的基礎上,需要對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具體程序即程序的啟動、介入行為的實施、程序的終結等作出規定,以推進提前介入工作規范化發展。

  (一) 提前介入的啟動

  提前介入程序的啟動通常有兩種方式:一是應公安機關的邀請而介入。即公安機關在立案和偵查活動中,發現案情重大、取證困難或者其他有礙偵查取證的重大疑難案件,可以邀請檢察機關參與案件討論或現場勘察等活動。檢察機關基于介入時機和限度的研判,作出是否派員提前介入的書面決定并回復公安機關。二是檢察機關的主動介入。檢察機關通過日常的偵查監督工作、上級檢察機關或有關機關的交辦、當事人請求或媒體曝光等多種渠道發現有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必要時,應以書面形式通知公安機關予以介入。這需要建立完善的刑事案件備查制度,31為檢察機關掌握案情和介入決策提供信息和參考。同時,基于提前介入的法律性質和目的,結合各地的實踐成效,介入的主體應主要來自于檢察機關的偵監部門和公訴部門,在案件報捕前,介入應由偵監部門負責;案件涉及未成年人的,未成年人檢察部門可以派員介入;對重大疑難案件,也可以由偵監、公訴部門聯合介入,此有利于確保審查逮捕階段和審查起訴階段滿足相同證據規格,32契合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當然,在“捕訴一體”的檢察改革背景下,提前介入的主體即為刑事檢察部門的檢察官。

  (二) 介入行為的規范

  在明確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圍基礎上,對其介入的具體內容和手段均應作出細化的規定。基于檢察機關的憲法定位和職責要求,結合各地實踐,筆者認為檢察機關在具體介入上主要有以下內容:1.文書審查,書面審查公安機關在偵查活動中形成的各種法律文書、材料 (包含犯罪嫌疑人的有關信息) ;2.現場取證,列席現場勘驗、檢查、復驗、復查、搜查、辯認、偵查實驗以及旁聽訊問犯罪嫌疑人、詢問被害人、證人等現場取證活動;3.案件討論,受公安機關之邀,參與重大案件的討論;4.發表意見,對案件取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提出建議,對法律適用問題發表意見,引導公安機關下一步的偵查取證。

  介入手段是介入程序規范的重要方面。總體而言,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中可以運用其在偵查監督中的各種手段和措施。歸納起來,主要有四種介入手段:一是創建專門文書。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手段與常規檢察環節既有相同之處,也有其特殊性。應分情況制發《提前介入審查意見書》《引導偵查取證通知書》等介入文書,將案件信息、介入行為等記錄在案,歸檔備查。通過專門介入文書的創建以提升介入的針對性和實效性。二是立案情況監督。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應立案而不立案、不應立案而立案的,向公安機關發出《要求說明不立案理由通知書》,對公安機關不予說明理由或理由不充分的,制發《通知立案書》,通知公安機關立案。三是糾正偵查違法。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環節發現公安機關偵查活動違法的,應發出《糾正違法通知書》,公安機關應將糾正情況書面報告檢察機關。四是發出檢察建議。對不適合采用前述三種監督手段的,可向偵查機關發出檢察建議。比如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中發現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在程序上有瑕疵,但尚未造成嚴重后果且公安機關已主動改正的,可以檢察建議方式要求公安機關在日后的偵查活動中注意預防和杜絕;又如檢察機關在提前介入中發現公安機關怠于履職,但尚未構成職務犯罪的,可以向公安機關發出檢察建議,要求撤換辦案人員。

  (三) 介入程序的終結

  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程序的結束主要有以下幾種情形:一是公安機關提請批準逮捕或移送審查起訴,提前介入程序自然終結。檢察機關審查批捕和審查起訴環節本身即是檢察機關的法定檢察環節,法定檢察程序一旦開始也就意味著提前介入環節的結束。二是公安機關主動撤銷案件,提前介入程序結束。比如公安機關偵查過程中犯罪嫌疑人已經死亡、當事人自愿和解的輕微刑事案件等,檢察機關未發現公安機關有違法問題的,提前介入終結。三是因上級檢察機關指定管轄使得案件已經移送其他公安機關偵查,檢察機關在既有介入中未發現違法問題的,提前介入程序終結。四是因檢察機關介入不當、介入錯誤或違法而導致提前介入程序終結。比如檢察機關介入的時機過早或太晚,超出規定的介入范圍、介入程序不規范、違反辦案紀律、泄露偵查秘密等,經由檢察機關主管領導或上級檢察機關決定而終結介入。需要說明的是,因提前介入錯誤或介入違法而導致介入程序終結的,應當建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承辦人責任制度,并按照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錯案責任追究辦法進行追責。

  五、《監察法》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問題

  從前文述及《刑事訴訟法》和《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 (試行) 》的有關規定來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督的對象應是公安機關及其偵查活動,對于公安機關及其偵查活動以外是否屬于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領域,法律沒有明確規定。從司法實踐來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并不限于公安機關的偵查活動,比如危害國家安全犯罪的案件依法應由國家安全機關偵辦,提前介入針對的即是國家安全機關的偵查活動。33《監察法》頒布實施后,原本由檢察機關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轉隸給了監委,由此,針對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檢察機關能否提前介入以及如何介入等問題已成為檢察機關面臨的一項新課題。對此,張軍檢察長在回應媒體記者時指出,“涉嫌犯罪的,向檢察機關移送起訴,有些案件,檢察機關還可以應監委的要求,可以提前介入,了解情況。”34顯然針對職務犯罪案件的提前介入,張軍檢察長給予了肯定答復。只不過其所言的“移送起訴”,是否是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的時間節點?“有些案件”具體指的是哪些案件?“應監委要求”是否是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前置條件?“可以提前介入”是何種程度的介入?張軍檢察長沒有詳說,我們不妨以前文論述為基礎稍作分析。首先,從法理基礎看,檢察機關可以提前介入監委調查的職務犯罪案件。這既是檢察關作為國家法律監督機關之憲法定位的必然要求,也有《監察法》的制度支撐。35從筆者對檢察機關和監委的調研來看,監委在辦理職務犯罪案件過程中也會主動與檢察機關溝通,邀請檢察機關派員提前介入,對證據標準、事實認定、案件定性及法律適用等提出意見。因此,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調查的職務犯罪案件并無障礙。其次,從介入時機看,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案件需要把握兩個時間節點:一是“案件移送審理之后”,這是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開始節點。根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察委、最高人民檢察檢聯合制發的“內部文件”《國家監察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銜接辦法》的有關規定,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是在案件移送監委案件審理部門審理之后。36二是在案件“移送審查起訴”前,這是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最后節點。此與一般意義上對公安機關偵查活動的提前介入有所不同。在公安機關偵查活動中,檢察機關履行偵查監督職能的第一道關口是審查逮捕,也即在公安機關立案之后報捕之前,檢察機關即可提前介入。但在監委辦理的案件中,《監察法》和《刑事訴訟法》均沒有規定監委向檢察機關“報捕”這一程序,因為監委依據《監察法》,履行的是調查職能而非偵查職能,監委可自行采取“留置”措施,其既不依刑事訴訟程序,也無需采用刑事強制措施。從實踐來看,監委一般在將案件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前要求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再次,從程序啟動看,“應監委要求”是檢察機關啟動提前介入程序的前提條件。根據《監察法》的有關規定,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本質上應理解為“協助”和“配合”,37檢察機關協助的前提是監委向檢察機關發出了邀請或提出了要求,而不是檢察機關主動要求介入,此與提前介入公安機關偵查活動有別。最后,從案件范圍看,由于介入的主動權不在檢察機關,檢察機關對介入的案件范圍沒有裁量空間,具體介入何種案件,由監委決定然后向檢察機關提出介入的要求。因此,介入的具體案件范圍應依據監委或監委與檢察機關聯合制定的有關規定來實施。地方監委與檢察機關可結合本地區案件的性質、數量、特征、影響等要素,在“重大、疑難、復雜”的總原則下共同商定介入的具體案件類型。38此外,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的內容、手段、方式等方面,都與針對公安機關的提前介入存在一定差異,這些有待制度上的進一步規范和細化。囿于篇幅,這里不作展開。

  六、結語

  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具有強化法律監督和保障訴權實現的雙重價值,因應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一方面,檢察機關通過提前介入,實現對偵查活動動態、直接、同步監督,保障了偵查活動的合法性和案件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檢察機關通過引導取證,保證了公安機關取證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有助于提升公訴質量和審判效率。為保障提前介入制度進一步發揮實效,浙江檢察機關已率先在全省范圍內實現基層公安機關檢察官辦公室全覆蓋,通過檢察官辦公室的全面設置和提前介入,已經在立案監督、引導取證、糾正違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39總體來看,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在充分發揮其成效的同時,仍面臨一些問題,包括法律規定的完善、介入制度的實操性、介入程序的規范、介入后果的承擔等方面,以及《監察法》實施背景下如何針對監委辦理案件的提前介入進行規范等,仍有待學界的深入研究和實務部門的繼續探索。

  注釋

  1 參見馮仁強、張海峰:《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刑事偵查的思考》,載《公安學刊 (浙江警察學院學報) 》2011年第3期。
  2 1988年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公安部聯合出臺《關于加強檢察、公安機關相互聯系的通知》,要求對于特別重大的案件、重大集團案件、復雜的大要案、影響大的反革命案件、影響大的涉外案件、公安機關要求或者檢察機關認為有必要的案件,檢察機關要提前介入。
  3 牛學理:《從“三三制”到“檢察引導偵查”》,載《檢察日報》2002年7月5日第5版。
  4 趙暖芷:《檢警聯手取證:由慣例到制度》,載《民主與法制》2008年第3期。
  5 參見龍宗智:《評檢警一體化---兼論我國的檢警關系》,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呂繼東:《檢察引導偵查程序構建》,載《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3年第5期。
  6 中央政法委出臺了《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中政委 (2013) 27號];2013年7月,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關于切實履行檢察職能防止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若干意見》;2013年9月,最高人民法院發布《關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
  7 根據《監察法》第11條第2項:對涉嫌貪污賄賂、濫用職權、玩忽職守、權力尋租、利益輸送、徇私舞弊以及浪費國家資財等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進行調查;依此,原本由檢察機關履行的職務犯罪偵查職能已經被監察機關的監督、調查、處置職能所取代。但根據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第19條第2款:人民檢察院在對訴訟活動實行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對于公安機關管轄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重大的犯罪案件,需要由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的時候,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可以由人民檢察院立案偵查。由此,檢察機關仍然保留了部分職務犯罪偵查權。
  8 張軍:《強化新時代法律監督維護憲法法律權威》,載《學習時報》2019年1月2日第1版。
  9 參見劉子陽:《檢察機關頻頻提前介入熱點案事件引關注》,載《法制日報》2018年9月5日第3版。
  10 張軍認為,按照現在的《監察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定,監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如果有違法或者涉嫌犯罪情形,還是由紀委、監委依法進行調查處理。涉嫌犯罪的,向檢察機關移送起訴,有些案件,檢察機關還可應監委要求提前介入,了解情況。參見《國新辦舉行2019年首場新聞發布會最高檢領導就內設機構改革答記者問》,http://www.spp.gov.cn/tt/201901/t20190103_404282.shtml,訪問日期:2019年1月22日。
  11 有關“提前介入”,不少學者持支持態度,也有學者對此表示擔憂,“這樣做極易發生公、檢二機關在偵查中職責混淆不清,不僅破壞了分工負責的原則,而且會大大削弱甚至取消相互制約的作用。”,參見張仲麟、傅寬芝:《關于“提前介入”的思考》,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2期;“檢察有時為了偵查形成合力不得不在某些偵查監督方面妥協讓步”,參見董邦俊:《檢察引導偵查之應然方向》,載《法學》2010年第4期。
  12 參見吳楊澤:《論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機制》,載《重慶理工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 》2017年第2期。
  13 參見陳興良:《訴訟結構的重塑與司法體制的改革》,載《人民檢察》1999年第1期;陳衛東、郝銀鐘:《偵、檢一體化模式研究-兼論我國刑事司法體制改革的必要性》,載《法學研究》1999年第1期。
  14 參見龍宗智:《評檢警一體化---兼論我國的檢警關系》,載《法學研究》2000年第2期;倪培興:《論司法權的概念與檢察機關的定位---兼評偵檢一體化模式 (下) 》,載《人民檢察》2000年第4期。
  15 以法國、德國為代表的大陸法系國家多采“檢警合一”模式,檢察機關處于刑事訴訟中控訴職能的核心,對警察有指揮偵查的權力,偵查權是為公訴權做準備,檢察官與警察是一個整體。參見毛延平:《偵訴關系研究》,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66頁。以英國、美國為代表的英美法系國家,公訴權與偵查權相分離。檢察官和警察的之間分工負責,但檢警之間并非沒有配合和制約,比如英國的檢察機關在具體案件上會向警察機關提供專業意見,作為警察機關偵查的重要參考。美國檢察機關還享有部分偵查權,對于公職人員的職務犯罪往往是由檢察官來偵查。參見張彩鳳:《比較司法制度》,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頁。
  16 參見陳興良:《訴訟結構的重塑與司法體制的改革》,載《人民檢察》1999年第1期。
  17 參見但偉、姜濤:《偵查監督制度研究---兼論檢察引導偵查的基本理論問題》,載《中國法學》2003年第2期。
  18 參見秦炯天、蔡永丹:《“檢察引導偵查”機制的反思與展望》,載《中南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 》2009年3期。
  19 龍宗智:《“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載《中外法學》2015年第4期。
  20 袁楓、張仁杰、李德勝:《檢察機關提前介入機制的實踐困境反思---以公安機關承辦的刑事案件為視角》,載《北京警察學院學報》2014年第6期。
  21 2016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發布《“十三五”時期檢察工作發展規劃綱要》,要求檢察機關完善介入偵查、引導取證,建立重大疑難案件偵查機關聽取檢察機關意見和建議制度,從源頭上提高報捕案件質量,推動建立新型良性互動檢警關系。2017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未成年人刑事檢察工作指引 (試行) 》規定,具體可明確為未成年人是犯罪嫌疑人或者是被害人的重大、疑難、復雜案件,未檢部門認為有必要的,均可提前介入偵查。
  22 太原市人民檢察院課題組:《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命案”偵查工作機制研究》,載《中國檢察官》2013年第6期。
  23 有論者認為,提前介入時機的確定以是否有確定犯罪嫌疑人為界限,案件的偵破階段,檢察人員不宜介入。參見熊正:《提前介入偵查需要把握好時機及程序》,載《檢察日報》2007年6月28日第3版;也有研究者認為,命案應自案發時就邀請檢察機關介入命案現場勘查,一般案件應自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就開始介入。參見太原市人民檢察院課題組:《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命案”偵查工作機制研究》,載《中國檢察官》2013年第6期
  24 馮仁強、張海峰:《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刑事偵查的思考》,載《公安學刊 (浙江警察學院學報) 》2011年第3期。
  25 王湖、汪德慶:《提前介入引導取證需要解決的四個問題》,載《檢察日報》2012年8月27日第3版。
  26 楊司等:《完善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命案偵查機制》,載《人民檢察》2016年第14期。
  27 鄧鐵軍:《發生重大交通事故檢察官須提前介入引導取證》,載《廣西法治日報》2014年11月19日第1版。
  28 參見張海婷、林立群:《提前介入引導偵查》,載《吉林日報》2017年12月18日第5版。
  29 參見徐日丹:《檢察機關提前介入快捕快訴危害校園安全案件》,載《檢察日報》2010年5月7日第1版。
  30 參見劉子陽:《檢察機關頻頻提前介入熱點案事件引關注》,載《法制日報》2018年9月5日第3版。
  31 鄧思清:《檢察權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402頁。
  32 證據規格是在我國司法實踐中發展起來的一個概念,指在刑事訴訟中進行定罪量刑所需要的基本證據以及各類證據的基本形式及取證要求。證據規格的主要價值在于統一執法尺度,保障所取證據的客觀真實性,其所要求的“基本證據”是指導性的而不是強制性的,滿足證據規格并不意味著達到證明標準。縱博:《刑事訴訟證據規格評析---以相關規范性文件為分析對象》,載《西南民族大學學報 (人文社科版) 》2017年第4期。
  33 孫永光:《六項舉措強化提前介入偵查工作》,載《檢察日報》2017年8月13日第3版。
  34 參見《國新辦舉行2019年首場新聞發布會最高檢領導就內設機構改革答記者問》,http://www.spp.gov.cn/tt/201901/t20190103_404282.shtml,訪問日期:2019年1月23日。
  35 《監察法》第4條第2款:監察機關辦理職務違法和職務犯罪案件,應當與審判機關、檢察機關、執法部門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依此,檢察機關提前介入監委辦理的職務犯罪案件,既是配合也是制約。
  36 鐘紀晟:《監委案件審理部門提前介入與檢察機關公訴部門提前介入有何區別》,載《中國紀檢監察報》2019年3月13日第8版。
  37 《監察法》第4條第3款明確規定:監察機關在工作中需要協助的,有關機關和單位應當根據監察機關的要求依法予以協助。
  38 《國家監察委員會與最高人民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工作銜接辦法》針對的是最高監察機關和最高檢察機關,內容的原則性比較強,地方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有待進一步細化。
  39 檢察官辦公室共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1660件次,案件抽查1315次,對執法辦案視頻 (現場) 巡查923次,同時,立案監督411件671人,監督撤案79件119人,糾正漏捕48件71人,發出書面糾正違法或瑕疵通報663件。參見范躍紅、阮家驊:《浙江實現基層公安機關檢察官辦公室全覆蓋引導公安機關偵查取證1660件次》,載《檢察日報》2018年9月18日第1版。

    朱全寶.論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法理、限度與程序[J].朱全寶.論檢察機關的提前介入:法理、限度與程序[J].法學雜志,2019,40(09):58-66.,2019,40(09):5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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