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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協作與宏觀經濟發展關聯的計量經濟學分析

時間:2019-09-25 來源:貴州財經大學學報 作者:牟娟,齊英 本文字數:13963字

  摘    要: 為了探尋宏觀經濟振興中府際協作的作用, 從理論基礎及國內外研究現狀入手, 并基于博弈理論驗證出政府的協作會為經濟發展帶來更大的價值。通過建立一種計量經濟學回歸模型, 判定政府協作關系、社會資本投入等解釋變量及其他一系列控制變量與區域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內在相關性, 統計分析結果表明, 政府協調合作與經濟發展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實證研究的統計數據結果也顯示出, 地方政府間協調度指標值的提高能夠帶來更快的經濟增長率, 也能夠帶動整個市場范圍內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和財政收入的增長。

  關鍵詞: 政府協調合作; 宏觀經濟; 計量經濟學; 描述性統計分析; 相關性;

  Abstract: In order to explore the role of inter-governmental cooperation in macroeconomic revitalization, starting from the theoretical basis and the research statu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based on the game theory to verify the government's collaboration, it will bring greater value to economic development. Establish an econometric regression model to determine the intrinsic correlation between government collaboration, social capital input and other explanatory variables, and other series of control variabl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rates. The results of statistical analysis show that the government coordinates cooperation and economy. There is a high degree of correlation between developments. Th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empirical studies also show that the increase in the value of coordination indicators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s can lead to faster economic growth, and can also drive the growth of total fixed asset investment and fiscal revenue across the market.

  Keyword: government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macro-economy; econometrics;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levance;

  長期以來制約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瓶頸問題是區域間經濟發展的不均衡[1], 各地區間區域保護主義盛行, 且缺乏有效的分工協作與優勢互補機制, 最終導致無法實現區域生產要素資源的優化配置與深度整合, 影響區域整體的效用最大化[2]。我國國內市場潛力巨大, 要想在國際市場競爭中占據有利位置, 還需要深度挖掘政府協調合作與宏觀經濟振興的內在聯系, 通過宏觀經濟條調控減少地區經濟的差異性, 振興傳統工業基地, 引進新興經濟發展, 提高整體的經濟水平。[3]在我國社會經濟體制深度優化與變革的歷史背景下, 通過政府協調工作最大限度地挖掘出國內市場的潛力, 實施區域間市場的一體化與生產要素的優化配置, 只有打破地區間的經貿壁壘, 才能推進區域經濟協作水平的提高, 促進區域經濟的統籌與協調發展。由此可見, 區域間的宏觀經濟振興與經濟合作已經成為新常態條件下不可回避的時代命題, 應抓住歷史機遇、順應時代發展的要求、發揮地方政府間宏觀經濟的督導和協調作用, 實現區域范圍內各經濟體的共贏。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明確指出:將通過政府協調合作, 來培育新的區域經濟帶, 并以此作為推動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支撐。

  當前, 在我國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實踐中, 仍未建立起專門的區域經濟體利益協調機構, 區域經濟合作只能依靠地方政府之間協調、溝通和博弈, 但目前區域范圍內地方政府間缺乏統籌兼顧和行之有效的合作機制, 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政府間合作效率和水平的提高, 也阻礙了宏觀經濟的振興。為此本文從研究區域協同發展的理論和地方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入手, 梳理了國內外政府協作與區域經濟發展的相關文獻, 研究地方政府博弈行為對于宏觀經濟走勢的影響。通過采用定量分析的方式來構建一種計量經濟學模型, 深度剖析地方政府協作與宏觀經濟振興的內在聯系, 以期在此基礎上給出提高地方政府間區域經濟協作水平相關的建議和措施。
 

地方政府協作與宏觀經濟發展關聯的計量經濟學分析
 

  一、政府協調影響宏觀經濟發展的理論基礎與現狀研究

  (一) 理論基礎

  在宏觀經濟振興對應的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理論、政府協調合作對應的地方政府協作理論方面, 西方經濟學界的研究較早。縱觀來看, 該理論成果主要包括新古典區域經濟增長理論、均衡增長理論和非均衡增長理論。其中新古典理論認為市場調控的階段性失效是導致區域經濟發展出現不均衡的主要原因[4], 并且非均衡現象是暫時的, 隨著市場調節作用的發揮, 生產要素和資本會從發達地區向欠發達地區流動, 最終實現一種區域范圍內的相對均衡。新古典理論更傾向于市場的自動調節, 該理論認為通過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流動就能夠達到一種均衡狀態。

  均衡增長理論的產生要早于新古典理論, 該理論認為產業投資是推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關鍵因素, 局部市場需求短缺, 導致了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均衡。[5]因此要打破局部市場的制約, 對全部的社會產業部門進行大規模的整體投資, 利用投資來刺激消費并降低生產成本, 實現區域經濟協同發展的目的。均衡增長理論的意義在于, 在強調市場自動調節的基礎上, 采用政府投資等宏觀經濟手段刺激生產和消費, 指出了市場自動調節具有滯后性等不足, 強調了宏觀調控和政府協調在區域經濟發展中的重要性。但在均衡理論的指導下, 經濟的發展可能會過度地依賴于政府調節和宏觀調控, 導致對市場經濟發展的干預過度, 反而束縛了區域之間生產要素和資本的自由流動, 加劇區域間社會經濟發展的差距與不公平現象, 最終遏制社會生產率水平的提高。

  與均衡增長理論體系相對應, 區域間發展的非均衡理論認為, 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是一種理想狀態, 在現實中無法實現。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振興需要生產部門、金融部門等帶動, 以這些先導產業為驅動力, 利用產業間的聚集效應與關聯效應帶動區域范圍內其他產業的發展, 進而帶動地區整體經濟的振興。非均衡理論[6]認為政府部門的主要職能是為主要的產業部門服務, 地方政府間的協作與宏觀調控政策也要向主要產業部分傾斜, 并憑借地區間的資本聚集效應, 推動宏觀經濟的振興。該理論實質上是一種選擇性投資的政策, 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將稀缺的生產要素資源投入了發展潛力更大的產業中, 利用地區之間的產業聚集效應和帶動效應, 促進地區間經濟的相對均衡發展和振興。

  (二) 國內外研究現狀

  對于地方政府間協作與宏觀經濟增長方面的研究, 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政府間的關系不當或存在利益沖突, 會影響區域經濟的一體化進程, 同時也會阻礙區域經濟的振興。因此只有強化政府間的橫向協作, 才能夠從根本上促進生產要素與商品在區域間的自由流通, 實現區域范圍的經濟振興。林尚立認為要以政府間的協調合作作為發展區域經濟的基礎條件之一, 解決區域間經濟發展的失衡問題;[7]張傳焱認為區域間生產要素和商品流通不暢通的根源是地方政府之間存在利益沖突, 要以政府間的協調合作為基礎, 降低資本、技術和人才流通的人為障礙, 降低企業跨區域合作的成本。[8]在中國現有社會經濟發展體制模式下, 保持政府之間良好的關系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和振興發展的基礎。張宏以我國京津冀地區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為例進行了系統論述, 京津冀一省兩市未來地區發展的總體形勢得到學者們的普遍看好, 但在具體的合作事宜中存在利益上的矛盾和糾紛, 主要表現為區域市場分割化嚴重, 不同主體的個別優勢產業存在嚴重地方保護主義, 且經濟發展導致環境污染的責任的承擔劃分不清, 造成許多具有地區發展優勢的重點產業項目無法落地生根。[9]這些地方政府間利益分配的矛盾都是不可避免的現實問題, 不及時地處理將會阻礙一部分跨地區的經濟政策的調整及優勢項目的落實。由此可見, 在新常態的歷史背景下地方政府間的關系與協作將影響和制約宏觀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從而阻礙區域間宏觀經濟的振興。

  以美國、德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 對于地方政府間的關系研究起步較早, 且西方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我國不同, 地區政府擁有較大的自治權, 因此地方政府間的合作模式更具參考價值。以美國為例, 美國政府下屬各州政府擁有較大的自治權, 因此政府間的協作關系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具有很大的影響。美國經濟學家Landau D于20世紀下葉, 對政府間的分工與協作問題進行實證研究, 分析結果表明地方政府間的良好關系, 將會有力推進地區經濟總量的提高;[10]美國學者Molina J L提出了政府間競爭與合作并存的結論, 他認為政府間的關系是一種競爭與合作共存的復雜博弈關系, 合作過程中區域經濟體之間利益的不均衡, 會導致總體合作效果的缺失。[11]地方政府間總體利益一致, 但并不代表既得利益一致, 由于既得利益的偏差而會導致區域經濟合作的失效。歐洲各國的國土面積狹小, 地緣政治極為緊密, 宏觀來說作為一個整體的歐盟共同體, 其下屬的國家之間的協作程度和水平將決定區域經濟發展的總體水平。例如, 以德國為中心德語系國家政府之間的合作十分緊密, 這些地區資本、人才等生產要素的流通更為順暢, 因此從宏觀上經濟發展的總體態勢良好。

  二、政府協作中的博弈行為對宏觀經濟發展的影響

  地方政府作為區域經濟發展與振興的既得利益獲得者擁有雙重的身份, 即政府的總體受益者身份和部分政府官員個人受益者身份。在考核地方政府的經濟工作時也是從地區經濟增長總量和政府工作人員的績效水平等兩個方面展開。[12]政府之間合作與否, 及其他關系地區未來經濟走向的重要決定也是由當地政府的核心領導班子經過討論后作出的。故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中, 政府之間的協作既與地方政府總體的利益相關, 也與政府官員的晉升及切身利益相關, 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與利益一體化的總體進程中, 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關系是一種復雜的博弈關系, 會對區域范圍內宏觀經濟的總體走勢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在宏觀經濟的發展與建設中, 政府是宏觀市場規則與制度體系的制定者, 是市場有效運行的監督者與管理者, 同時也是既得利益方, 因此宏觀經濟的總體發展走勢, 生產要素與商品的自由流通, 都與政府的政策導向和政府間的協調合作密切相關。但拋卻政府間協作時產生的局部利益分配不均衡, 政府間有效協調合作勢必會發揮出各經濟體的產業優勢, 提升區域整體的利益。為此本文基于博弈論理論分析政府間協作博弈關系, 并探討政府間的博弈關系對宏觀經濟發展所產生的影響。[13]

  (一) 博弈模型的建立

  地方政府肩負發展本地區經濟的重任, 而建設地方經濟需要堅持走出去, 引進來的市場策略, 與周邊地區合作實現區域經濟資源的優勢互補, 成為政府協作的根本動力。政府協作的目的是要實現多方共贏, 在具體的合作過程中, 利益分配的不均衡會引發各方的沖突甚至對抗, 如果府際間的合作中一方或多方始終處于劣勢的地位, 那么合作將無法持續。這種由于收益分配不公而導致的政府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的, 會嚴重影響到經濟一體化的進程。[14]市場范圍內的各政府代表著不同的利益主體, 是選擇采取競爭的策略還是合作的測量取決于博弈分析的結果和既得利益的大小。府際成員間的合作收益分享模式包括固定收益模式和產出分享模式兩種, 其中固定收益模式由區域合作的組織方承擔大部分風險和享受大部分收益, 其余的區域經濟體承擔較小的合作風險, 但收益也相對較少;產出分享模式則是由合作的各方按照約定收益共享、風險共擔的一種合作模式, 是地方政府間合作所普遍采用的一種方式。假定有兩個政府X和Y, I為地區的總收入, p、px、py分別為地區凈收益、X經濟體的凈收益、Y經濟體的凈收益。令ζ、τ為政府X和Y合作努力系數, η、κ為政府X和Y對區域經濟發展的貢獻系數, Cx和Cy為政府X和Y的陷入性成本, C (eζ) 、C (fτ) 分別為X和Y的合作成本, ω是政府X的收益分配比例, 取值范圍為[0, 1], 那么政府Y的收益分配比例為1-ω。[15]由此, 地區凈收益、X經濟體的凈收益、Y經濟體的凈收益p、px、py可以分別表示為:

  為了保持區域凈收益的收斂性能, η、κ、ζ、τ等參數之間要滿足η<ζ, κ<τ的要求。首先在X和Y采取博弈合作策略的前提下, 求解區域經濟收益與政府努力程度間的關系, 計算過程如下:

  如果設在帕累托均衡條件下政府的努力水平分別為ζ1和τ1, 則可以表示為:

  其次, 在X和Y采取不合作博弈策略的前提下, 求解區域經濟收益與政府努力程度間的關系, 基本計算過程如下所示:

  此時, 在納什均衡條件的約束下, 政府X和Y的努力水平ζ0和τ0:

  對公式 (3) 和 (5) 進行約簡和比較, 可以得出以下結果:

  從區域范圍內整個博弈分析的結果來看, 政府間合作條件下的收益要大于不合作條件下的收益, 各地方政府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也會選擇協作,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深入展開, 實現各方利益的均衡。[16]

  (二) 政府協作對區域經濟發展的正效應分析

  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對區域經濟振興的正效應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促進了區域總體范圍內企業之間的交流與合作。地方政府合作后可以從宏觀的視角建立商品流通市場和生產要素流通市場, 立足于區域總體的利益, 從更大的范圍之內拓展跨地區企業之間合作交流的空間, 突破束縛企業資源、生產要素流通的各種障礙。[17]地方政府之間能夠協調合作的主要驅動力是地區總體收益和政府官員的個人業績, 政府之間的通力協作可以為不同經濟體范圍內的企業強化交流合作搭建平臺, 政府官員為了自己的業績和晉升, 也會盡最大的努力推進企業之間的協作深度和層次。隨著跨地區企業之間協作程度的提升, 會形成效率更高的產業鏈效應和集群效應以降低企業的運營成本, 獲取更多的利潤。企業跨區域合作加速了生產要素和商品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流動, 實現了各種資源的深度整合與優化配置, 進而改善了商品的流通效率并減少生產原材料、庫存商品對于流動資金的占用程度。[18]

  其次強化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 能夠集中原本分散的人力、物力資源, 改善區域范圍內的基礎硬件設施建設。振興和發展區域經濟離不開基礎設施的投入與建設, 交通、水電、網絡平臺等基礎硬件對于任何一個地區的發展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礎條件。但在原有的地區經濟發展模式下, 每一個省份或城市都有一套基礎設施建設方案, 但由于單個經濟體的資金實力有限, 基礎設施建設無論是規模還是質量都無法滿足地區未來發展的需要, 不僅無法實現基礎設施的共享, 還浪費了大量的生產要素。[19]如果地方政府之間能夠就地區經濟合作達成一致, 共同出資建設跨地區共享的基礎設施, 不僅能夠避免低效率的重復建設問題, 還能夠為地方政府節省一部分開支, 保證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最大化。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完善程度決定宏觀經濟的發展水平, 尤其是對于原材料和生產要素資源豐富的地區, 由于基礎設施的薄弱會導致巨大的損失。而府際之間的合作將資本、原材料、技術能力、人才儲備等不同地區的優勢資源進行深度整合, 實現基礎設施公共平臺的資源共享, 實現整個區域整體利益的最大化。不同地區經濟體的優勢產業不同, 有些地區具有資金、技術方面的優勢, 有些地區具有原材料和勞動力方面的優勢, 有些地區具有資源和能源的優勢, 這些地區優勢產業的分布往往都處于產業鏈的不同區位, 地方政府之間實現跨地區的戰略合作, 能夠將產業鏈上的優勢充分地發揮出來, 將原材料市場、資本市場、技術市場、人才市場和商品市場聚集到一起, 在區域范圍之內形成產業集群效應, 優勢互補, 降低地區之間的商品交易成本。[20]

  最后, 強調政府之間的協調與合作還可以完善和健全適用于區域整體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地方性的法律、法規和制度體系對于保證地區經濟的穩定運行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但每一個地區政府在制定地方性法規時通常都是從本地區的利益出發, 或具有明顯的地方保護色彩, 不利于區域整體上的宏觀調控和資源調度。地方政府之間的協調合作也包括在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制定方面的合作, 應從區域整體和全局的視角出發, 為區域范圍內經濟體服務。地方政府是當地經濟秩序的制定者和維護者, 經濟穩定運行和市場公平競爭需要地區法律和制度的保障, 但過于狹隘的地方性法律、法規會束縛地區經濟交流, 反而不利于區域經濟的發展。[21]因此要促進區域整體宏觀經濟的振興, 在區域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的制定方面, 各地方政府要秉承開誠布公的態度, 從全局的視角出發擴大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的適用范圍, 為未來區域經濟的發展提供軟件制度方面的保障。在地方法律、法規、制度體系的制定與執行中, 不同地區的法律法規制定者還可以互相監督, 保證法律法規的公平性和適用性。加強政府之間的協作還應簡化政府的審批程序, 增加項目審批的透明度, 提高政府部門的工作效率, 在法律和區域宏觀調控的總體框架下發揮出市場調節的主體作用。

  從區域經濟總體的發展趨勢來分析, 區域內各經濟體的產業基礎、資源稟賦、技術實力、人才分布都明顯不同, 每個地區都有各自的優勢。[22]為帶動宏觀經濟總體的振興, 應以政府間的協調合作為推動力, 從企業合作交流、基礎設施建設和軟件制度建設等方面同步著手, 加快區域范圍內生產要素、商品、技術人才的融通和優化配置, 拉動區域總體經濟的振興。區域范圍內經濟體之間的協作是一項復雜的、循序漸進系統工程, 需要持續地協調、溝通和資本投入, 也不可能立竿見影地取得效果。然而, 面對全球及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和局部經濟增長乏力的現狀, 只有充分地調動我國國內需求, 以政府間的協調合作帶動區域產業鏈的發展, 實現區域范圍資源的優化配置, 才能夠發揮區域經濟的優勢, 帶動地區經濟的穩定發展與振興。

  從地區博弈的角度驗證可知, 政府之間的合作能夠對地區經濟的發展和振興產生正效應, 為了從更深層次定量分析角度出發, 驗證兩者之間的內在關系, 本文構建了一種計量經濟模型, 借助數據分析和定量研究的模式, 以期揭示地方政府協作與宏觀經濟振興的內在關系。

  三、政府協作與宏觀經濟振興內在關系的建模分析

  (一) 基礎計量模型的建立

  區域經濟的發展與振興受到多種因素的影響和制約, 包括資本存量capc, 勞動力數量labc、地方政府協作行為behav、社會總投資inve和其他影響因素組合contr。其中, 資本存量指經濟社會在某一時點上的資本總量, 由于“存在狀態”是事物在某一時點上的映像, 因此, 存量是對應于時間點的, 即在某一時點上可以被測度。地方政府協作行為主要指中國地方政府在當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 具有不同的行為特征, 基于一定的指標數據, 采用主成分分析和聚類分析方法分析中國省級地方政府的行為特征, 依據提供公共服務、政府規模、地方賦稅以及環境發展水平的不同表現, 對經濟進行宏觀管理的行為;社會資本宏觀測度使用比較借鑒法, 明確社會資本的經濟學概念和統計學界定, 結合社會資本的客觀測度指標, 完成社會資本結構型特征的直接測度[23]。

  相關決策人員要在明確發展方向的基礎上, 提升資本存量效益, 使得區域經濟協調發展。資本存量的增加, 從根本改變了勞動力和資本的配置比例, 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促進了經濟增長。

  區域生產函數PRO可以表示為:

  其中G為技術因素函數, F為資本因素函數, 可以對公式 (7) 變形, 以區域經濟總量增長率egrT作為因變量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 模型可以表示為:

  其中, a0為分析模型的常數項, a1、a2為自變量系數, bi為控制變量系數, μ為模型的誤差項。

  (二) 模型的描述性統計分析與多元回歸分析

  本文以我國中部地區的某城市群為例, 分析政府協調合作緊密程度與區域經濟增長率egrT之間的內在關系, 該城市群內共有30個獨立的城市經濟體, 設投入產出的組合為 (xt, yt) , t為時期 (2010—2017年) , k為城市 (k=1, 2, ......, 30) , n為要素投入, 則投入要素和產出要素可以分別表示為xnk, t和ykt, 投入要素的強度變量表示為zk, t, 產出t期區域城市之間協作對于區域經濟總量增長率的線性規劃可以表示為:

  假設政府協作行為中包含:稅費征收、社會性支出 (投資行為) 、公共建設支出, 且與財政預算撥款持平, 得到各指標計量模型:

  公式 (10) 中τi代表稅收率, λτi為非稅務收入, 將采集的統計數據植入模型中, 可得到各變量間的測度關系。將區域經濟總量增長率egrT作為被解釋變量, 將地方政府協作行為behav、社會總投資inve視為解釋變量, 其他影響因素組合contr進一步分解為控制變量的組合, 如下表1所示。

  表1 區域經濟總量增長率控制變量分解
表1 區域經濟總量增長率控制變量分解

  表2 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率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表2 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率各變量描述性統計分析結果

  市場分割指數代表區域范圍內不同經濟體所占有的市場份額, 市場分割指數的均衡度越高, 則表明區域范圍內不同經濟體之間的協作緊密程度越高, 這種合作的關系才能維系下去。[24]固定資產投資是實現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必要條件, 從長期來看隨著政府協作程度的提高, 區域范圍內固定資產支出總量應呈現出下降的趨勢。技術合作指數和和市場一體化程度都屬于復合衍生指標, 與政府間的協作緊密程度成正比。人力資本是推進技術研發的主體, 也是影響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隱性因素, 人才在區域范圍內分布的均衡度越高, 就越能發揮出人力資本的基礎性作用, 并從宏觀上帶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程度的提高和經濟的振興。政府間的協作與交流是加速區域市場一體化進程和資本、技術、人才等生產要素流通的動力來源, 只有地方政府之間打破隔閡, 共同努力才能夠實現區域經濟整體上的振興。在影響區域經濟增長率的各控制變量中, 地區金融產業的發展水平和金融市場的完善程度也一個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區域經濟的發展離不開金融資本的支持, 地區金融市場越完善, 越能為區域內企業的振興提供強大的資金支持和發展動力。[25][26]這些經濟總量增長率控制變量因素能夠發揮作用的前提, 是區域范圍內地方政府之間的良好關系和統一的宏觀政策, 政府間的良性協作能夠帶動其他影響因素作用的發揮, 在區域經濟的振興中起到了催化劑的作用。根據遼寧省2010—2017年8年間各市區、縣共30個區域經濟發展數據為樣本 (數據來自《中國統計摘要》《中國統計年鑒》) , 該數據具體為地級市區、縣層面的面板數據, 基于SPSS22.0統計分析軟件得出各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描述性統計分解結果, 如表2所示。

  各解釋變量、控制變量指標均值、方差指標的變化范圍均在合理的區間范圍之內, 表明選用的解釋變量和控制變量能夠準確衡量出區域經濟總量的變化趨勢。為進一步驗證文中計量分析模型的可靠性, 從多元線性回歸的角度分析政府間的合作與區域經濟發展之間的內在關系。地方政府之間建立戰略協作關系后, 將區域范圍內各地方政府管轄范圍內的資源進行了深度整合, 并立足于完善區域范圍內硬件基礎設施和法律制度體系, 促進了整個區域范圍內產業鏈的深入融合, 降低了區域范圍內企業的運營成本。當地方政府間建立戰略合作關系后, 原本地區間的經濟壁壘逐漸被打破, 資本、技術和人才的溢出效應越來越明顯, 極大地推進了整個區域范圍內勞動生產率水平的提高和區域經濟總量的增加。[27]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更會推進區域范圍內金融產業的發展, 區域金融體系的完善能夠為原本生產要素豐富且具有技術優勢的區域經濟體提供充足的啟動資金, 為宏觀經濟的振興帶來源源不斷的資金動力。

  在全要素的生產條件下分別從固定效應模型、logit模型、probit模型和門限回歸模型等四個角度, 檢驗政府間協作解釋變量behav、社會總投資解釋變量inve及其他控制變量與被解釋變量egrT之間的相關性, 數據統計分析結果如表3所示。

  表3 經濟增長率與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相關性研究
表3 經濟增長率與解釋變量、控制變量的相關性研究

  注:***、**、*分別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下顯著

  從被解釋變量與地方政府協調合作變量之間的相關性指標可知, 在固定效應模型和門限回歸模型的相關數值都超過了0.95, 為高度相關, 在logit模型和probit模型中相關性的數值也分別為0.8752和0.7845, 表明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具有高度的相關性。這種相關性會隨著區域社會總投資量的增加而提高, 由于地方政府之間合作關系的強化, 區域范圍內城市之間的投資總量會有所增長, 進一步帶動宏觀經濟水平的提高。K-P統計與F檢驗得出的數據分析結果也能夠驗證出egrT指標和behav指標之間的高度相關性。為了將地方政府之間協作的緊密程度進一步量化, 本文利用SPSS22.0統計軟件, 將2010—2017年8年間中部城市群之間的資本平均流動率、技術共享率、人力資源流動率、基礎設施投資比例等指標進行融合, 得出一組地方政府協作度指標, 如表4所示 (相關的基礎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和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 。

  表4 2010—2017中部城市群地方政府協作度指標
表4 2010—2017中部城市群地方政府協作度指標

  2010—2017年中部城市群30個城市的地方政府協作度綜合指標, 與宏觀經濟總量的變化關系, 如圖1所示。

  如上圖的曲線變化所示, 2010—2017年8年間中部城市群地方政府之間的協作度指標呈現出了逐年上漲的趨勢, 政府之間的協作不僅能夠為區域內各城市帶來短期的經濟效益, 重點還會以此在各城市之間共享的硬件基礎設施、法律制度體系和信息一體化平臺, 實現區域范圍供應鏈的深度整合與資源優化配置。從幾年間該區域GDP的增速可以看出, 由于政府間協作程度的提高和改善, 地區經濟總量增速呈現出增長的趨勢, 平均增速明顯高于全國的平均水平。區域政府協調度指標對于區域固定資產投資和區域財政收入總和的影響, 數據統計分析結果, 如圖2和圖3所示。

  圖2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變化曲線
圖2 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變化曲線

  圖1 研究樣本區域GDP增速曲線圖
圖1 研究樣本區域GDP增速曲線圖

  圖3 區域財政收入總額變化曲線
圖3 區域財政收入總額變化曲線

  研究樣本城市群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財政收入的變化曲線走勢, 基本與區域政府之間的協作程度呈現出同比例的變化趨勢, 并且經過大數據統計該區域2010—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總額與財政收入的增長率都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再次證明區域一體化的進程與府際之間的協作, 對于地方經濟指標的拉動和宏觀經濟的振興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兩者之間具有極為密切的聯動關系。強化府際間的協調與合作將促進區域一體化的進程與區域內各地方經濟體經濟總量的增長。

  四、主要研究結論改進措施

  (一) 研究結論

  本文采用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 通過計量經濟模型的建立深入研究了地方政府間的協作與區域經濟振興及一體化進程之間的關系。研究發現區域經濟的發展既與各地方經濟體總體的利益相關, 也與地方政府官員的業績考核及職位晉升相關, 因此加強府際之間的合作, 是一項對各方都有利的政策。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所產生的效益也會略有不同, 當經濟處于高速增長階段時, 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效果不明顯;在經濟平穩運行或增長乏力的階段, 強化區域政府間的合作能夠深度挖掘內需的價值, 進一步優化產業鏈的發展和地區生產原料、資本、人才等資源的優化配置, 實現區域內各獨立經濟體的共贏。出于地區總體和個人的利益偏好, 地方政府官員也希望在共贏的基礎上謀求府際之間的合作。基于對行為主體的意圖和實證結果的研究可知, 政府間的協作將會促進區域范圍內生產要素資源的整合, 促進宏觀經濟的振興與發展, 并有助于地區固定資產投資總量、財政總收入的提高。

  (二) 提高府際合作水平的具體措施

  當前我國社會經濟的發展正處于新常態的歷史階段, 經濟高速增長的時期已經過去, 鑒于全球經濟表現總體低迷、國際貿易額增長緩慢或停滯不前, 因此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 維持經濟的平穩增長只能依靠拉動內需。我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 國內需求具有極大的潛力可以挖掘, 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是拉動國內需求的重要步驟。長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地區是我國區域合作的典范, 近年來國家從宏觀上鼓勵以城市群為主體的區域合作一體化, 誕生了遼寧沿海城市群、淮海地區城市群、關天新區城市群等一系列的區域合作共同體, 有力地帶動當地區域經濟的發展。但不可否認的是目前我國區域合作一體化的程度普遍不高, 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進行優化和改進。首先要打破地方行政理念的束縛, 在區域合作中淡化行政區的概念, 重點突出經濟區的概念, 不能因為行政上的一些要求和規定阻礙經濟一體化的進程, 按照市場經濟的規則辦事, 讓資本、技術、人力資源等生產要素在區域范圍內自由地流通。地方政府應改變地方保護的傳統思維, 轉而樹立一種共贏的經濟思維, 發揮地方政府之間在經濟領域合作的帶動作用, 站在全局的宏觀視角構建適用于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建設、法律制度體系框架建設和信息共享平臺建設。這樣可以節省區域范圍內單個經濟體的支出, 從區域整體上來說節省了各種生產要素資源。傳統行政理念下, 阻礙區域經濟體合作的重要原因是局部利益分配的不均衡, 對于區域范圍內的各城市而言在制定合作策略時不能夠從較大的經濟體或個別優勢的經濟體的利益出發, 而損害經濟落后或處于劣勢地位的城市或經濟體的利益。共贏才是合作的根本, 合作的各方通過協調溝通, 并充分利用各經濟體獨特優勢制定出一種雙贏的經濟策略和制度體系, 保證在區域整體經濟水平增長的前提下每個合作的城市都能夠得到實惠。

  此外區域合作是一項長期的經濟政策, 還要摒棄傳統經濟發展模式下追求短期利益的錯誤理念, 要堅持一種可持續發展的理念, 特別要強調堅持習近平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理念, 既要金山銀山也要綠水青山。京津冀地區在區域經濟發展中造成的環境問題, 也為其他地區的經濟一體化發展敲響了警鐘。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問題是關系了國之安危和子孫后代的大事, 因此地方政府在確定合作意向、產業規劃和制度體系制定中應明確環保的責任問題。

  在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過程中還需要建立一種行之有效的利益、沖突協調機制, 以便隨時解決在經濟合作中產生的各種糾紛。確定合作意向并制定相關法律制度體系之后, 還需要實時地對這些制度體系進行修正和完善, 這是因為外部的市場環境時刻都在發生變化, 為了適應全球經濟發展的需要, 我國總體上的宏觀政策也在不斷地調整。建立和完善區域政府間的協調機制可以從補償和共享兩個視角開展工作, 還需要成立專門協調小組負責相關具體事宜。在區域城市的合作中無論是生產要素投入還是收益的分配, 都無法實現絕對的均衡, 收益補償機制就是對那些投入較多而收益偏少的區域經濟體進行適度的補償, 以保證區域經濟體合作的公平性。具體的補償機制可以通過區域制度規范的模式列式和修改, 適度的補償政策可以保證政府之間經濟合作的公平性, 減少合作阻力。而區域經濟體之間的利益共享機制實質上是一種契約制度, 地方政府之間按照合作之前制定完成的契約, 執行生產要素的投入和收益的分配。收益的分配方式并不固定, 較為靈活, 以經濟收益的公平分配為最終的目標。區域范圍內的經濟體利益共享機制中不僅約定了收益的分配方式, 還約定了風險共擔的機制, 秉承著合作共贏、風險共擔的基本原則, 地方政府之間才能夠達成共識, 為區域經濟振興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而付出努力。利益共享機制是建立在基礎設施共享和信息平臺共享基礎之上的, 地方政府之間達成協議共同建設資源共享的基礎設施, 如高速公路網絡、貨運周轉中心等, 避免了每個城市都建設一套小規模交通物流網絡而造成的資源過度浪費。而貫穿與整個區域的基礎設施網絡, 可以保證區域內各個城市及經濟體之間的經濟合作交流更為密切和暢通, 從宏觀上促進區域經濟的振興。目前我國已經進入了互聯網大數據時代, 實現地方政府之間的合作共贏需要建立一個區域范圍內的信息共享平臺, 為整個區域內的企業、政府及其他組織服務, 從軟件信息層面上強化區域經濟一體化的程度。

  綜上分析, 政府協調合作與宏觀經濟振興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地方政府間的協作水平及政策導向, 決定了生產要素和商品能夠在不同的經濟體之間自由流通, 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整個區域的資源優化配置效率。在我國經濟社會全面進入新常態的歷史背景下, 地方政府之間應建立良好的信任和合作關系, 以區域經濟發展的大局為重, 深度挖掘區域經濟發展的潛力, 只有區域經濟的發展水平得到了本質上的提高, 才能夠保持我國總體經濟的平穩發展, 以更好地抵御來自國際市場的各種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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